浙江70年奋斗故事:“穷小子”闯成“优等生”王
更新时间: 2019-10-24

  中新网杭州10月24日电(柴燕菲 张斌)新中国的70年由无数个奋斗故事构筑而成。

  纵观各省区市,东部省份浙江的“奋斗经历”尤为励志:70年间,凭借内生力量,这个“横冲直撞”的“穷小子”抓住时代机遇,成长为中国区域发展的“优等生”。

  1949年,浙江年生产总值仅15亿元。缺资源、少政策投入是该省彼时的处境。改革开放后,浙江借市场经济的先行先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。2018年,浙江年生产总值达5.6万亿元,稳居中国经济第一方阵,平均每9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板。

  敢试敢闯,是浙江坚守的信条:在大多数人看不见、看不清甚至不看好时,勇敢面对质疑、坚定相信未来,这成为新中国浙江故事的张力所在。

  “新中国成立70年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浙江在中国的领导下,艰苦奋斗,砥砺前行,实现了‘三个历史性转变’(从一穷二白到经济大省、从绝对贫困到全面小康、从百废待兴到创新创业)。”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公开表示。

 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郭占恒说,新中国成立时,浙江缺少丰富的陆域自然资源、国家建设资金投入及区域指向性的扶持政策。1952年到1978年,国家对浙投资不到当时各省区平均水平的一半。1978年,浙江生产总值124亿元,位于全国第12位。

  “可以说,浙江没有吃到国家政策偏饭,属于‘不等、不靠、不要’,依靠内生力量发展起来的典型。”郭占恒认为,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“优等生”,浙江有值得总结和长期坚持的重要启示,“坚持群众首创精神和干部担当负责相结合”是其中之一。

  改革开放初,在贫瘠浙中小城义乌,当地人“偷偷”办起集市。这在当时会被冠以投机倒把罪名,被有关部门“围追堵截”。“穷怕了”的少数人在冲撞封锁线,多数人仍观望。

  一场经典的“农妇与县委书记之争”此时上演。1982年5月的一天,女商贩冯爱倩将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拦在县委门口,责问为什么不让百姓摆摊。谢高华请她进办公室,交谈良久。

  经过调研,谢高华得出结论:“义乌的优势就是这支上万人的‘鸡毛换糖’队伍,老百姓生活需要,社会发展也需要。”

  当年9月5日,义乌湖清门市场正式开业,谢高华放话:“出了问题我负责”。周边县市的摆摊人闻讯而至。后来享誉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从此诞生。

  在温州,不少人通过家庭工业过上好日子。一位照看土织机的老太太一年能赚6000元,而彼时的大米尚为2毛钱一斤。后来,温州家庭工业一度达14.65万户,10万农民购销员遍布中国,自发形成“温州模式”。

  但这在当时备受质疑。人们对新模式到底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争论不休。鞋子合不合脚,只有自己知道。1984年,温州80%的农民都盖了新房。“温州底子薄,基础条件差,只有依靠群众发展商品经济,除此之外,温州没有别的路可走。”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说。

  最终“一锤定音”,作出“敢试、敢闯,在实践中检验,争取时间干,也允许人家看”的指示。1992年,发表南巡讲话,中国经济从此不再走回头路。

  此过程中,浙江不断为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闯出经验,该省地区生产总值也以年均18%以上速度高速增长,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,浙江经济总量已达全国第四。

  被称作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的“穷小子”终于闯出一番天地,作别一穷二白的往事。

  1999年,“北漂”归来“两手空空,浑身是伤”的马云和团队在杭州创办阿里巴巴,立志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”。

  那年,中国诞生370多家电商平台,阿里巴巴是今天依然发展的少数代表。今日,阿里巴巴的淘宝天猫已是全球最大电商平台。中国一半以上的电商平台诞生自浙江。

  亲历中国电商发展全程的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会会长卢成南认为,浙江人有经商传统,改革开放后,浙江的专业交易市场在中国处在领先位置,同时浙江生产的商品大多以日用消费品为主,非常适合在网上进行交易。

  可电子商务浪潮的起始并不澎湃。当时,中国接入互联网还不满五年,网民数量刚满62万,开办网站耗资甚巨,网页加载速度耗时良久。在推动中小企业主“触网”时,不少阿里巴巴的员工常被当作“骗子”。在后来的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发展过程中,人们的疑虑依然不少。

  “现在杭州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红火,十多年前并不是说政府提前看到数字经济的前景了,而是因为没有进行过多的干预。”浙江省原省长吕祖善说。

  卢成南也记得类似故事:几年前,最初被许多人看作“传销”的社交电商平台出现在杭州,当时有关部门交流后认为这可能是创新,可以先发展起来。“用审慎宽容支持新事物发展的态度,是浙江电商‘一枝独秀’的关键。”

  正是有对“闯”的包容,电子商务方能在浙江蓬勃发展。2018年,浙江网络零售额达16719亿元居中国第二位,淘宝镇和淘宝村数均居中国第一。

  电子商务发展的积淀,已成为今天浙江发达的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。2018年,浙江省数字经济总量达2.33万亿元,占GDP比重达四成以上。

  2018年10月,一名网友晒出“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”的照片称这是“全世界最奇葩衙门”,跟帖则是“一边倒”称赞——人们普遍感受到,这项改革对政府办事效率的提升。

  2016年,浙江启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。其后,民众和企业办事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、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“最多100天”等相继实现。

  “过去至少3年才能完成的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,我们用15个月时间就实现全面投产。”浙江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坚江说,“良好的政府效能,营造出崇商、爱商、亲商的环境,激发了企业的奋斗精神和内驱力。”

  目前,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已在中国全面推广。事实上,在唯有创新才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当下,如何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创新?从浙江近年实施的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、三服务(服务群众、服务企业、服务基层)活动就能看出,发现体制机制新的可能性是该省的答案。

  如今年9月,浙江杭州送出大礼: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的基础上,向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派驻100名机关干部作为政府事务代表,全权代表各级政府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,派驻时间为1年。

  此举一经公布即引发关注。王中王最快开奖现场。除了赞许,也有人担忧“政府事务代表”的职能定位。官方释疑:政府事务代表到企业不兼职、不兼薪、无偿服务,同时也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。

  70年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“穷小子”发展成“优等生”的浙江故事看似传奇,真正依靠的还是从民间到官方“敢试敢闯”的拼劲,以及不惧质疑的专注。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,也是浙江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色。用创新保障创新、激发社会创新动能,下个70年的浙江故事仍然可期。(完)